U：迄今为止，您都没有机会到中欧去实现一个景观项目。如果让您去那里工作，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Y：大概是文化差异吧。我的事务所有600名员工，因为在中国，你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迅速地完成一个大项目。举个例子，实现一个大的城市公园用了一年时间——这很快了，而这是只有在我能够容易地说服市长的情况下去做，它才是可能的。中国自上而下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有效的。在美国，我实现了两个项目，规划的过程是非常耗时的，它需要五次公开的听证会，需要多次奔波。有时候，还要在数千人面前演讲，回答很多问题。就时间和成本等因素而言，确实消耗巨大。在中国，为了生存下去，我们需要和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斗争。在欧洲，可能不再有这些严重的问题，所以这里的景观没有那么至关重要，我的经验在这里可能也不一定会被需要。在我们国家，景观已经事关生存。我想景观一直与解决问题相伴，也总是针对问题的。

U：我们在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座谈会“景观2056”是关于未来的文化发展的。就您个人而言，在四十年内，景观设计与规划中最富有挑战的方面是什么呢？

Y：社会与文化的冲突将成为未来的话题。其他国家的文化影响将会变得更为重要，移民也会带来新的影响。美国人在数十年前已经经历过这些了，但是欧洲曾经是非常纯粹的，基督教统治的白种人社会。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你们的社会和景观。未来的景观文化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关注聚焦于生存问题上。什么是人类存在的根源，什么又是我们共同的基础？我们怎样才能让人们聚在一起并且让他们相互分享？我们无法分享宗教信仰，但为了生存，也许我们可以分享公园，景观或者食物。

可持续景观在中国的发展是我的梦想，我一直尝试着用我的知识来实现它。海绵城市的概念就是我提出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它是用一个国土尺度下的生态网络来创建一个美丽中国。我尝试着在一个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的时代中恢复那些天堂般美丽的生产性景观。对中国的景观行业来说，我们需要应用这些西方国家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就已经发展起来的理论，但由于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也需要创造新的学说，新的工具。在之前，欧洲和美国是创新的中心，但是在未来，因为中国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所以这里可能会成为最重要的创新中心。欧洲的景观设计师和专家们应该给予中国的发展更多的关注。你们可能会想要把一所学校，或者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研究中心放在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中，因为在那儿，也许会发现非洲、印度或者南美洲的问题的解决途径。也许你们会在中国建一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分校进行教育，因为如果我们的视野是关于拯救这个世界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教育出更多的学生并且让他们懂得生存的艺术。

U：这个对未来展望的愿景真是太棒了！俞先生，非常感谢您带来这场精彩的访谈！